郭贵春男，1952年生，1981年山西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生，现为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当代科学实在论》、《科学知识动力学》、《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哲学》等。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的呢？
郭：随着当代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中，科学实在论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种最有前途的分支，已成为科学理性发展历程中自然而又必然地加以面对的思潮。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实在论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另外，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科学哲学及科学实在论的研究，对促进整个民族的科学理性思维，加强自然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联盟，推动我国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东西方科学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均是十分有益的。
记者：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对其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郭：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历程深刻地表明，它的对象领域不是狭隘的，而是广阔的。它的表现特征不是单纯的，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实在论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于可观察的物质实体，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表现于抽象的形式化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于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之中；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不是纯粹地以归纳逻辑为方法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容纳各种科学方法的、立体网状结构的科学哲学体系。一句话，朝着立体的、整体的和综合的方向发展，是科学实在论的时代特征。
记者：伴随着原子实在论的诞生开始了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它的进步和曲折是不是共生的？或者说，是否也经历了某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呢？
郭：的确如此。但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拙见，到目前为止，科学实在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一、从原子实在论诞生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阶段，科学实在论以“不要怀疑实在”作为反对一切反实在论者的鲜明旗帜，在牛顿的经典理论框架内，将原子论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化学、物理学及其他学科之中。二、从20世纪初期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全面衰落。这一阶段，伴随着“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运动如日中天的时期，科学实在论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它不得不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全新基础上，去改变自己原有的存在方式和形态，作出其发展趋向的新抉择。三、从20世纪中叶的“解释学转向”到90年代的中后期。“解释学转向”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在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存在着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解释学转向”深刻地表明，由逻辑经验主义“统治”的衰退而逐渐全面展开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时期”已经历史地结束；一个将从结构、功能和意义上，对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发展时期”已经自然而又必然地开始。
记者：当前，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并众说纷纭的话题，那么，您认为它与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的后现代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怎样理解后现代性呢？
郭：这的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简单地讲，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第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及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第三，评价当代科学实在论是否具有后现代趋向性的标尺，是看它在发展中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及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第四，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是为了把科学实在论及科学哲学的发展放到整个后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进行思考，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本质特征。
